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建议
 

生物制品，无论是人用的或兽用的，或传统的或现代的，都是生物工程中具有免疫特性的一类药品，是一种特殊商品，它是人类与疾病作生死斗争的产品。联合国组织（ＷＨＯ、ＯＩＥ）和各国政府都对其实行严格的管理、监督和控制。在ＷＴＯ的规划中也有相关的要求和规定，必须遵守。现将我国生物制品的管理现状及建议论述如下：   

    现 状
    一、我国生物制品的简单回顾

    生产方面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，全国有农业部部属生药厂５个（分别设在南京、成都、兰州、郑州和哈尔滨），此后设在哈尔滨的生药厂被撤消，目前部属４个厂加上江西厂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），由中牧集团经营。到７０年代前后，全国各省相继建立了生药厂（宁夏和海南至今未建），其中四川省（后改四川、成都）和云南省（云南、保山）有２个生药厂，共有２９个生药厂。在７０年代以前阶段，生药制品的质量管理始终由中国兽药监察所（以下简称“中监所”）通过（驻）厂监察室直接管理，在保证制品质量、疫苗免疫效果，以及控制疫病上起到显著作用。此后８０年代，全国生药厂的质量管理改为厂长负责制，随着地方行政部门管理范围的扩大及地方兽药监察所的介入，虽然在兽药管理上做了不少工作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。尤其是９０年代后，各地农牧院校、畜牧兽医科研单位也纷纷以“兽用生物制品中试产品”名义生产制造、销售以疫苗、高免血清和卵黄抗体为主的生物制品。随后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，有些兽医管理部门也参与生产流通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区（单位）的个人也在生产经营生物制品，以及一些中试产品开发单位采取了承包方式及教研组、课题组遍地开花一起创收的局面，把兽用生物制品这个特殊商品的特殊行业一下弄得十分混乱。院校、科研单位只要申请到省级中试产品文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产营销，几乎谈不上质量监督管理。仅以湖北、江苏、山东为例，湖北有６个开发中试产品，江苏有７个，山东有７个；生产的品种、苗型有几十种，年销售额少的上百万元，多的几千万元；除个别单位设有ＧＭＰ车间外，多数是在开放实验室制造的；有的单位甚至无专门的质检机构和人员及质检记录。

    流通营销方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，流通费从畜禽疾病预防费中支出，或由省级畜牧行政部门直接或间接补贴开支，生药厂的疫苗直接拨到各级畜牧兽医站，由兽医站直接进行防疫。其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生药厂的疫苗实行由地方畜牧兽医站统一销售；但院校和科研单位制造的中试产品则可自己生产流通，再加上无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质量进行检测监督，就促使了疫苗的生产、销售进一步的混乱。

    二、关于农业部６号令[１９９６]与２号令[２００１]的作用

    正值兽用生物制品生产流通处于与日俱增的混乱之际，农业部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出台了６号令《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》，对遏制疫苗生产与销售的混乱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由于内容笼统、措施不具体、监督执行不得力，所以在执行中存在不少问题。全国各生药厂要求农业部对６号令进行修改，以加强控制力度，由此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农业部又发布了２号令《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》。

    ２号令的特点是：（１）生产企业必须持有农业部核发的《兽药生产许可证》，并在规定期限内达到ＧＭＰ标准；（２）预防用生物制品由动物防疫机构（畜牧兽医站）组织供应，并应取得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预防用生物制品的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；（３）兽用新生物制品研制中的田间试验及区域性试验品（即中试产品）不得收取费用，试验应取得省级农牧厅行政部门的批准；（４）中监所负责全国兽用生物制品的质量监督和质量技术仲裁，省级兽药监察所负责本地区内的质量监督。对违法生产、经营者责令其停止生产、经营，没收非法生产经营制品及收入……并处以违法所得３倍以下罚款，但最高不得超过３万元；无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１万元以下罚款。

    至于２号令发布后半年内的执行情况，据观察，有些地方兽医行政部门已停止制造、销售中试产品；有些院校、科研单位或转移挂靠单位制造销售，或改换标签生产经营；至于经济动物和宠物用疫苗则依然如故，联苗越联越多，质量无人监督，甚至将病犬收下后注射相关疫苗，再采取血清当高免血清出售！看来，政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，是很难遏制兽用生物制品的混乱局面的。

    三、兽用生物制品与生药厂现状

  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，我国养殖业迅猛发展，肉类和禽蛋产量已居世界首位，养殖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。兽用生物制品的品种已达９４项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用生物制品规程，１９９２年版），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标准达１３８个；全国生药厂１９９７年的产量（规程产品）达４０２.５亿头份，合格率为９７.７９％，其中诊断液约１５.３万毫升；据测算，全国的兽用生物制品中试产品（含规程产品与非规程产品）约５０亿～１００亿头份。据此，我国兽用生物制品年产量已达５００亿头份。各生药厂生产出厂的生物制品，均须按《规程》要求检验合格，防疫效果比较确实，用户反映良好；中试产品的状况就比较复杂，质量无从判定，效果也就无法评定了。

    目前，我国有生药厂２９家，宁夏、海南、天津、重庆４省市未设厂。据了解，其中年销售额（２０００年）达千万元以上的约有９家，有２／３的厂年销售额约在６００万～８００万之间；２９家厂中大约有１１家已建成或正在建设ＧＭＰ车间，这些厂是经营有方、产品质量可靠及市场占有率高的厂。其余１８家厂中，除１家属国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外，有的已将品牌转让出售，以争取在农业部规定期限内建成ＧＭＰ厂；有的还在观望、处理之中；有的已出售给私人资本。这些厂是相继在７０年代后建成的，至今厂房破旧、设备落后老化、技术力量薄弱、思维方式陈旧和市场份额小，若不进行改造，势必要在农业部ＧＭＰ建设规定限期后淘汰。  

    建 议

    一、生物制品在世界各国都是由国家直接监督控制的，尤其是对质量的监督控制更具有权威性。我国人用生物制品的研制、开发、生产与质量管理是一体化的，同样受到国家部门的严格监督控制，其力度和规范化程度远比兽用生物制品的强。兽用生物制品的管理，经历了部管、各省设厂、省管与厂管质量，直至放开中试产品制造流通。要改变现状，就应从体制上改革着手，由国家直接对质量进行监督管理，生产流通则由市场经济调控制约。

    二、生物制品是一种特殊商品，产品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之分，合格的出厂流通使用，不合格的报废销毁。兽用生物制品中试产品不是商品，只是研制过程中的一种试验物，禁止流通使用，否则违法！各国均如此规定。然而，我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，形形色色的兽用生物制品中试产品（疫苗、高免血清、卵黄抗体）广泛生产流通，已成为一种扰乱正规厂生产流通、市场营销及疫病防制中的潜在危害，已属违法行为。改革之道，在于禁止中试产品生产流通；同时增加对兽用新生物制品研究的经费，督促加快新制品研制进度，简化、加快对新制品的审定与转让。

    三、世界各国生产制造生物制品都是在特定的ＧＭＰ条件（硬件与软件）下全程进行的，即使是新生物制品研制中的中试物也是如此。然而，我国仍有２／３以上生药厂仍在非ＧＭＰ的环境中生产兽用生物制品；至于中试产品，除少数单位设有ＧＭＰ车间外，多数是在开放式实验室制造的，个别单位是作坊式生产。必须严格执行限期（越短越好！）建设ＧＭＰ（含硬件与软件，厂房与车间）的规定，到期达不到ＧＭＰ标准的厂一律关闭；无ＧＭＰ车间的兽用新生物制品研究课题则采取停止，或由具备ＧＭＰ条件的单位制造中试物进行试验研究，以完成课题。

    四、兽用生物制品在多数国家是通过市场流通、营销的，使用时多数也有农场主（或兽医）或行业协会、联营组织按计划、要求实施操作，而且多数均由生产厂家直接送货上门，很少有中介环节。在我国，由于体制、经济基础、国民素质等大环境的不同，半个多世纪来，预防用兽用生物制品的流通营销权均在各级兽医行政部门，其实这种体制也是一种政企不分的一种形式，最后发展到亦官亦商、层层加价（管理费、服务费、手续费等等）的状况，既影响到免疫密度，又不利于杜绝腐败。当然，兽用生物制品特别是预防用的疫苗，实行“兽药经营许可证”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，但兽医行政部门的职责应在监督、执法和查处上。

    五、发达国家以犬猫为主的宠物饲养十分盛行，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、疫苗质量控制管理及疫病控制也非常严格。在我国，据测算大约有１亿只犬和１５００万～２０００万只猫，犬场约有１５０～３００家，年销售狗肉２.５万吨左右，尚年缺５０００～１００００吨；再加上貂、狐、貉等经济动物约５００万只，合计达１.２亿只左右。近年来，狂犬病、犬瘟热、细小病毒性肠炎等疫病广泛蔓延扩散，损失巨大。随之，以疫苗为主的经济动物生物制品的开发、生产油然而起，且发展迅猛。据对８个省的初步调查，有１２家（生药厂、院校（兽医、人医）、研究所）在生产流通经济动物生物制品，其中除狂犬病疫苗为规程产品外，犬瘟热疫苗等均为中试产品，其质量政府几乎无从监督控制，故免疫失败等事故屡有发生。改革之路是，首先政府要积极支持、督促加快经济动物生物制品研制的进度；其次要简化新生物制品的审定程序和加快审定进度；第三要尽快将中试产品转让为规程产品进行投产流通。总的说来，经济动物生物制品在我国《规程》中还是一个空白，而且中试产品已研制不少，只要投入经费，继续一些补充试验和数据，通过国家审定后列入《规程》作为规程产品生产流通是合适的。■

    （作者：张振兴 单位：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２１００９５）